为什么美国大城市里不修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胡刚导读

评价一个城市是否人性化，可以通过骑行共享单车的感觉来体验，因为共享自行车解决市民最后一公里问题，也是最让人舒服的体育锻炼方式，它代表了人们对环境和健康的愿望能否真正有机会得到践行。

最近我看了今年新出的一部纪录片《公民简氏：城市保卫战》(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特别想推荐给所有生活在城市、热爱城市、关心城市未来发展的人看一看。

片子讲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纽约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

野心勃勃又大权在握的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试图在纽约建起一个个规模宏大的住宅小区、一条条宽阔的高速路——是的，就类似今天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上海的内环外环，以及遍布其他中国大中城市的那种规模宏大，动辄八车道十车道的大马路；

而在另一边，则是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纽约市民，他们忧心这样的规划会损伤城市原有的机理，夺去纽约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活力，让纽约变成另一个没有灵魂的钢筋水泥森林。

其中，占最多数的是妇女群体，她们希望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一个能自由快乐嬉戏的环境。

双方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纽约的长续发展，只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他们的理念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其中一个差异是：城市到底是谁的？在规划的时候，是把行人和市民放在首位，还是把汽车和建筑放在首位？

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激烈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最终被放弃，格林尼治村、SoHo区、华盛顿广场等大部分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最后都保留了下来，延续了社区的文化。

纽约选择拥抱母亲对孩子的爱，而不是那些违反人性、足以摧毁纽约精神的可怕计划。

也因此，曼哈顿这样一个极度繁华的地方，却同时得以继续成为一个极度适合路人步行的城市，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能切身感到舒适和幸福。

在纽约，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步行，天气好的日子，下班时常常从办公室直接步行一个小时走回家。纽约的街道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让你无论走多久，都不会感到厌倦，也不会感到累，走路本身成为了一件会上瘾的事。

而这，当然得感谢几十年前那群纽约市民挺身而出，捍卫他们的城市。

让我从头开始讲起。

1、第五大道延伸计划

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尼治村，也就是传统所说的西村，低廉的租金与人文荟萃的社交场所吸引了许多作家、文化人与艺术家等不同职业背景的人居住，加上纽约大学也在这里，所以形成了多样化、富有活力的社区氛围。

如此自由、奔放的氛围，也因此激发出一整代人的艺术文化创造力。在那个时代，这里是垮掉的一代诞生的地方，也是波西米亚主义的神圣首都。

格林尼治村的中心，有一个地方叫华盛顿广场公园。说是公园，但其实只是一个巨大的市民广场，和纽约所有的小公园一样，没有围墙，任何行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每天，无所事事的纽约人坐在这里聊天看书听音乐晒太阳，我甚至还看到过有人在那里弹钢琴。如果你去过那里，一定会喜欢上那样的氛围。

然而，这个公园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纽约市想要拓展原本在公园北面的第五大道，让这条路穿过公园向南延伸。

如果实施，不但这个公园将不复存在，整个西村的很多富有活力的街区都将受到影响。

2、摩西 VS 雅各布斯

说到这里，这场城市保卫战的两个主角要出场了。

其中代表城市管理者一方的人，叫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这个人手腕过人，虽然从来未曾担任过市长或州长，却握有各项权力和资源，身兼大纽约地区的公园局长、建设局长，以及跨区桥梁与隧道特区首长，可谓权倾一时。

他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叫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也就是片名里的Citizen Jane，是那场城市保卫战里市民一方的代表。

雅各布斯并不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她只是一个醉心于观察、分析和研究城市的记者和撰稿人。

尽管只有高中学历，但她所出版的七本关于城市的著作，却持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中最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翻译成许多语言，再版无数次，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理念。这本书见证了这场城市保卫战的始末，同时也是对20世纪美国城市化历史的深刻反思。

摩西看到了纽约城市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却简单粗暴。他所主张的城市更新项目，受当时主流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维影响，以大规模基建作为改造手段，试图通过改变物理环境来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

把原来破败衰落的街区连根铲除，代之以大片大片高度同质化、没有个性、没有生气、彼此之间隔绝孤立的高楼。

他醉心于修建摩天大厦、超级马路、高架路，想要打造出一个个用钢筋水泥铸就的超级都市。

可是，摩西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在乎的是，这样做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3、柯布西耶吹起的风

摩西的规划理念，最初来自于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柯布西耶在1925年为巴黎作了一版城市规划，在规划图里，柯布西耶拆除了老旧的巴黎市中心，在空出来的近5平方公里内，均匀地布置十字形的摩天大厦，并建设超大马路供汽车通行。

这个看起来很有未来感的城市规划，却让自诩为前卫时尚的法国人惊呆了，他们无法想象如何在建筑巨大的阴影下喝露天咖啡，也不能接受自己引以为豪的历史城区变成一个个方盒子和一条条超大马路。法国人最后优雅地婉拒了柯布西耶的设计。

万万没想到的是，远在大西洋另一头的美国，却大为青睐柯布西耶的想法；刚开始发展的汽车通行方式，与他的汽车导向城市规划一拍即合。柯布西耶未竟的规划理念，就这么漂洋过海，在美国生根发芽。

在全美很多城市，当时都建立了类似今天中国城市小区一样的集中式住宅。摩西和他掌管的纽约，就是美国这波大拆大建潮的带头人。

但是，摩西这样做换来的名声却并不好，很多人开始反对他的做法，把他视为破坏城市的恶魔、暴君和独裁者。

而雅各布斯则在反对摩西的运动中声名鹊起，成为领军人物。

她认为，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人，是公共空间，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社区和社区之间，需要互相连接，需要大家都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的公共空间。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竖起一座座高楼，可是你无法移植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街道和社区中所蕴含的那种城市的活力。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就像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是由许多细微且复杂的关系所组成，尽管它常常有着混乱的表象。”

那些店老板、酒保以及其他城市居民，都藉由彼此的互动，共同形成了庞大的“社区邻里”关系。这一切都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富有弹性、自由生长出来的——这才是一个“活着的”城市。

4、摩西的挫败

第五大道延伸计划，就是由摩西主导的。

除此之外，他还计划对格林尼治村进行城市更新，打算以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井井有条的街道，取代历史悠久的老建筑、混乱却充满活力的老街区。这对当地居民无异是一场疯狂的灾难。

地产商和政客对这个规划举双手赞成，因为大规模的建设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中牟利。

可是普通的纽约人，却用行动投出了反对票。无数的普通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个简单粗暴的计划。

持续20多年的城市保卫战，就此展开。

雅各布斯决定声援这场保护华盛顿广场公园的行动。她展现了过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人格魅力，把街坊邻居们都动员了起来。

她成立了“抢救西村委员会”，用这个白色的大叉来代表自己对城市的反对。我想，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当年纽约这个无处不在的X，看成是今天在中国到处可见的“拆”字的一个反义词——因为它的意思是，“不许拆”。

她还起诉了纽约市政府，寻求从法律途径来阻止纽约市的城市更新计划。

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舆论压力。1940年，纽约市政府被迫对摩西的第五大道延伸和都市更新计划下了最终指令——“无限期延迟”。

纽约市民终于知道了，原来他们不必被动地接受城市管理者在办公室里为他们绘制的蓝图，他们可以站出来反对，说出自己的意愿。

这是曾经不可一世风光无限的摩西，所遭受的排名前列次重大挫败。愤怒的摩西因此说了一名言：“没有人反对这项计划，没有、没有、没有人，只有一群妈妈们！”

5、然而，这得来不易的胜利，也只是刚开始而已

摩西仍然接二连三地鼓动纽约市政府推出一个个城市更新计划。比如后来的曼哈顿下城高架路计划，准备修建一条十车道的巨型高速公路，一路割裂Soho区、小意大利区等纽约的重要街区，预计拆除416栋建筑。

如果这个计划实施，SoHo区著名的铸铁建筑——世界上保存最完好较大型的19世纪建筑群，也要全部拆掉。

公路沿途，原本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也将不得不被迫搬家。

于是，雅各布斯和普通的纽约人，继续走上街头投入战斗。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次集会上，一个小意大利区的年轻女孩子说：

现在的街区是很安全的，如果一个单身女性半夜两点在街上走，她不会觉得害怕，因为她知道路边咖啡馆里的人们会看到街上发生的一切；而如果变成宽阔的大马路，路边的小商业都被拆除，行人就不安全了。

这就是雅各布斯的理念：路边的小店，是城市的守望之眼。

纽约的政客和地产商们自然对雅各布斯恨之入骨。1968年，在一次集会上，一个便衣警察逮捕了雅各布斯。随后，她被控三项重罪。

不过，当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媒体，都对雅各布斯表示了声援。在经过审理之后，法院最终判决这些罪名不成立。

在纽约人持续的抗争之下，市议会最终投票否决了下城高架路计划。摩西再次遭受重大挫败，并且从此淡出了城市规划领域。

这场持续几十年的城市保卫战，最终以纽约市民的胜利结束。

6、我们正在大量复制美国在上世纪犯下的错误

雅各布斯之所以被视为这场抗争的英雄，除了她本身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为弱势发声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是那个“能看见城市真正价值所在”的人。

客观地说，政府确实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但这些“政策正确”的工作内容，却不受他的市民们待见。对纽约市民来说，他们心中的城市愿景，是人人都能拥有一个共同创造有趣事物的城市环境，这才是纽约客引以为傲的纽约精神，也是纽约长保活力的秘诀所在。

因此，代表市民的雅各布斯一方，就像消防员救火一样，为一个个岌岌可危的社区，投入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中。

雅各布斯关于城市规划的那些理念，在当年她刚提出来的时候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让她几度被捕，但在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人普遍接受的常识。

在《公民简氏》那部纪录片的末尾，特别提到了中国目前少有的造城运动，无数的高楼拔地而起。影片评价说，中国的城市“正以摩西意想不到的规模，大量复制美国在上世纪犯下的错误”。

雅各布斯理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城市不属于建筑，不属于马路，不属于汽车，而属于行人和市民。

今天的纽约，很多街区仍然是“街坊式”的，在路边走累了，你可以坐在别人家的台阶上休息一下，或者走到路边巴掌大的小公园里，在长椅上坐下来。无论坐在哪里，一坐下来，你就觉得整个城市变得生动了起来，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城市是欢迎你的，是可以被你占有的。

而中国的城市，恰恰相反，遵循的是摩西的理念，在本质上是忽略人和排斥人的，你会觉得自己被忽视，被轻慢。

城市越大，人就越觉得自己渺小。这种感觉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城市规划。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如今的北京：到处是宽阔到让行人胆战心惊的巨型马路，从马路的这边到另一边，要上天入地走上十分钟。

中国古人说宽街无闹市，北京每一条宽阔空旷的马路，都是这句话无声的注脚，也似乎可以听到几十年前纽约那场城市保卫战无奈的回声。

来源：假装在纽约（ID：mr-jiazhuang）

延伸：简·雅各布斯：城市建设究竟是为车还是为人？

她是一个未必有渊博知识的勇士，一个抵制大多数理论的理论家，一个没有教职和大学学位的教师，一个写得出色却不经常写的作家。

简·雅各布斯（1916-2006），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较大的人之一，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

骑在自行车上的城市观察者

很难找到第二个跟简·雅各布斯有同样影响力的城市学家了。《纽约客》评价道，雅各布斯是少数具有真正原创性的城市规划师，她有点疯狂甚至有些古怪的洞见已经数次并且在多方面得到了证实。她的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半个多世纪了，仍然在释放巨大的能量，影响着一批批建筑学者、社区工作者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谈起规划，人们都会想起雅各布斯。

但最开始没人想到这些。毕竟雅各布斯不属于她所搅动的任何一方：她不是城市规划者，也不是经济学家，她连大学都没有读过（只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过两年）。

年轻时期的简·雅各布斯有一张圆脸，齐刘海短头发，明亮的眼睛闪烁着狡猾、质疑，细薄的嘴唇抿起来。年逾80之后，她表情几乎没变化，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捧着啤酒杯。满头银发越来越像个头盔，笑起来像个顽童。淡茶色的大眼镜暗示她还是一个能穿透事情本质的观察者。她说话活跃、警觉、幽默到叫人忽略那支帮助她行走的拐杖。淡蓝色风衣加球鞋也许会给人清新老太太的错觉，但事实相反：她从不是一个甜美性格的人——像一个记者说的，老太太友好的表面下锐利如钢。

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镇斯克兰顿的雅各布斯似乎天然有城市人的基因（她对郊区完全没兴趣）。她和家人在30年代搬到纽约，开始她是一名速记员，后来又当了自由撰稿人，在为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期间，她遇见了建筑师罗伯特·雅各布斯，丈夫丰富的建筑知识显然使她对城市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进了—家建筑杂志社当助理编辑，并在1961年写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着迷于走路，或者骑自行车，以便更好地观察城市以及和城市互动。她从不在乎规划者怎么说，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城市的脉络以及脉络之间的运作规律。她对城市生态的认识最初来自纽约的哈姆逊街。她在书中写道，生机勃勃的城市要有如下条件：零售与住宅相融；街道短小而不间断，避免长条封锁状；建筑物较好有新有旧且融合不同的功能；人口密度要高。在她看来，好的城市会有自发自由的“芭蕾舞步”。跟当时著名的现代城市规划师芒福德正好相反，她力挺城市的混乱化，并认为好的城市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杂货店的店主打开窗户，中学生们在上学路上把包装纸丢在地上，中午裁缝打开窗给花草浇水，爱尔兰人在白马威士忌酒馆里晃荡。也会“舞出一个舞步”，比如把钥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她喜欢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这样人们能享受到拐弯的空间感乐趣，这些街道又是保护包括孩子在内的各类市民安全的“眼睛”。

这显然不同于1950年代美国流行的现代城市主义：摩西和芒福德支持城市要进行“区划”，居民区和商业区分开，社区与社区互相分离。但在雅各布斯眼里这正好是消灭了纽约。

支持者赞扬她说出了市民内心的感受。她拿纽约一住宅区的一块被嫌弃的长方形草坪举例。附近一位居民说，“他们建这个地方时，没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那些大人物跑过来说，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可以享受绿色草坪了，但我们就没有一个可以喝咖啡或者看报纸的地方了。”雅各布斯的愤怒部分来源于此：她曾经找过一位规划师询问相关的城市建设问题，但对方摆出一副对“人们在想什么”毫无兴趣的表情，“对他来说城市设计就是美学上的事情，跟其他无关。”

相反，雅各布斯认为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是功能不良。

反对者集中批判她是个外行的主妇。《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开篇排名前列句话是“本书是向当前城市规划理论和重建活动的抨击”——她确实做到了。美国公职规划学会会长丹尼斯·奥·哈罗抱怨：“简·雅各布斯的书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将不得不和它生活在一起。”芒福德则非常生气，在《纽约客》撰文用后来他认为过于粗鲁的口吻反驳雅各布斯——“就像一个城市建设者把所有老社区，好的、坏的都连根拔起，她把上个世纪所有关于城市规划的创新连根拔除了，不留一丝余地。”

冬天里的狮子

媒体报道提及雅各布斯常用的形容词是：愤怒，愤怒，愤怒——仿佛她的首要品质就是生气。雅各布斯热爱集会，喜欢走上街头，喜欢加入到那些热情的人群中去。1961年，她参加了抵制格林威治村城市重建的活动，退出当时屈从于权力和资本的城市规划委员会。1968年，她因参加抵制曼哈顿下城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活动，而以“暴乱”和“故意伤害”的罪名遭拘捕，这条公路将会导致成百上千的家庭和商业机构被迫迁移。在会议上她曾试图撕毁速记员的记录磁带。这场战斗以雅各布斯和战友们的胜利而告终。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参加与政府的斗争是被荒诞的政府行为一次次逼出来的。她最反感这些行为的地方，在于它们占用了她写作的时间，而她是通过写作来思考的。正是因为简·雅各布斯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积极参与，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将简·雅各布斯列为美国“最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也是在1968年，简·雅各布斯又和苏珊·桑塔格、艾伦·金斯堡一起因反征兵而被捕。之后雅各布斯全家迁居加拿大多伦多，她的两个儿子已到服役年龄，她认为儿子宁可去坐牢也不愿到越南战场去当炮灰。雅各布斯的丈夫说，他们养育儿子可不是为了让他们去蹲监狱。雅各布斯不愿放弃在加拿大的选举权，于是全家便成了加拿大公民。她说自己从未有被放逐而流亡的感觉。

关于老年的雅各布斯有个比喻——冬天里的狮子。到了加拿大之后，雅各布斯又成了阻止修筑斯帕蒂娜高速公路的领军人物。这条计划中的高速公路要从多伦多的北端—直通过市区修到南部的斯帕蒂娜路，就如纽约原来计划中通过华盛顿广场的高速公路一样威胁着沿线的社区。她又参与了示威游行，两次被捕，最后又是她及其所代表的社区获得胜利。她后来在著作中常常提及这个主题：我们建设城市究竟是为汽车还是为人?

这头骄傲的狮子不是没有过恐惧。在抵制曼哈顿下城区高速公路建设时，雅各布斯被召去法庭。她感到申诉人对待她的态度像怪兽，律师又一副没准备好的态度。雅各布斯回到家，丈夫和孩子都出去了，她坐在厨房桌前，心情非常阴郁。她害怕又沮丧，好像听到监狱的门在自己身后关上了。终于她的儿子Ned回到家，他对自己的母亲说，“作为一位53岁的女性，你拥有很精彩的人生。”雅各布斯这才觉得好受一百倍。

后半段岁月雅各布斯边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边继续撰文著书。在最后一本著作《集体失忆在黑暗年代》一书中，她指出北美文化的五大支柱都在衰败，包括社区和家庭、高等教育、科学、税收政策以及行业内的自我监督。

“女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就算是放在今天，雅各布斯的人生经历也对女性有巨大激励。成长在一个“女性地位急速上升”的年代，她从小所接受的观念是“女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她遗传了父亲的好奇心、聪明才智和特立独行，又在比父亲保守的母亲身上学会了同情他人。

读高中时，雅各布斯的一位老师要求学生们宣誓早晚都刷牙，唯有雅各布斯反对，因为她觉得发誓是件非常严肃的事。然后她被这位老师驱逐出校。她最初的工作是一名速记员，纯粹出于对写作和阅读的热爱，她内心一直认定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成名后她也参与过哈佛大学的一个城市规划项目，对方希望她能设计一些调查问卷。雅各布斯形容那一刻“超级想逃离”，她不希望自己的工作从此陷入类似的泥沼。像很多身处局外并且个性高傲的洞见者一样，她不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懂得任何关于城市的本质。有人问雅各布斯是不是想教育城市规划者。她回答说，不，因为他们无可救药。

在雅各布斯自己看来，人们保持对《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关注是因为她探索了人性的深处。与其说她关心城市，不如说她关心城市中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正如她在书的最后写道，“设计一个梦想中的城市不难，但重建一种生活需要想象力。”

关于雅各布斯的争论仍在继续，批评也不可避免。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洞见从根本上冲击了城市规划领域，就像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之于环境运动。一方面有人认为，正是雅各布斯拥有作为局外人的清醒目光，才能洞察到整个1950年代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是如何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幸运地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大规模规划停下来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萧条，而不是这位坊间主妇的愤怒叫喊。

不管外界的声音多纷杂，雅各布斯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了一生。她的风格独树一帜，正如加拿大社会评论家罗伯特·弗尔福特说的，“在反对政府和公司强加于人的空想计划时，雅各布斯坚定地站在个人自觉的创意立场。她是一个未必有渊博知识的勇士，一个抵制大多数理论的理论家，一个没有教职和大学学位的教师，一个写得出色却不经常写的作家。”

雅各布斯拒绝了许多奖项——大概30个左右的荣誉学位，其中一个来自哈佛。2006年，她在多伦多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